而500千伏交流线路的输电能力为250～300万千瓦，输电距离500～700公里，实际无法与特高压1000千伏交流相提并论。

纵观中国历史，只要经济发展进入开放周期，就会出现大规模顺差，与能够互通有无的商品贸易相比，中国对货币似乎有着永不餍足的嗜求。作为发展中国家，中国甚至开始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、一带一路向世界输出资本，使原本互补的资本—劳动全球分工格局遭到破坏。

一旦劳动力在全球分工中获得议价能力，中国的人口基数会形成巨大的单一市场，中国目前已经形成拥有14亿人口、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全球最大、最有潜力市场，随着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，规模巨大的国内市场将不断扩张。可以说，内循环和闭关锁国的最大差别就是货币是否内生。货币的核心功能是寻找价格，可以说货币本身就是一组价格集。第三，通过信用市场创造内生社会资本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传统经济学提出的刺激增长的逆周期政策，从货币的角度来看都可能是有害的。

资本问题已依靠土地金融制度创新基本解决，国际直接投资（FDI）占中国GDP的比重越来越小。但货币与债务挂钩后，大国的劣势就可能变为优势。出口增势超预期，带动前11个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1.8%。

正视社会平均利润率下行，尽快降息 为应对百年来最严重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，欧美各国纷纷大幅降息，辅以财政刺激，很多国家都降到零利率或负利率的水平。因此，2021年稳消费的第一把火应该是尽快降息。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仅明确提出相关政策保持连续性，不急转弯，同时还明确提出扩大内需是今年的主要任务，提出合理调节消费、储蓄和投资比例关系。从政府、企业和居民债务成本角度考虑，我国政府、企业和居民各部门的总债务约在270万亿元，若利率调降1个百分点，可节省2.7万亿的利息支出，释放出大量投资和消费潜能。

疫情冲击下2020年上半年居民收入增长严重放缓，前三季度居民收入增速3.9%，剔除物价后的实际增速仅0.6%。这种观点是十分有害的——事实上，前文所述的2020年中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负增长，主要是商品消费的负增长而非服务，而旅游、航空、酒店、影院、会展等服务业的消费负增长，比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负增长更加严重。

比如，疫情冲击下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几乎未受疫情影响，这从奢侈品、豪华汽车、金银珠宝甚至商品房热销等迹象上可以反映。提高居民收入，每年新增2000万中等收入者 激发消费潜力、扩大内需，要点燃的第二把火是提高居民收入，重点是把更多的低收入者变为中等收入群体，至少每年新增2000万中等收入群体。在初次分配中，劳动、资本、土地、技术、管理五大要素都创造财富，都应获得合理报酬，但近些年，金融部门和土地部门获得了不合理的超额要素报酬，应当减少这些部门依靠行政垄断和人为制造稀缺所获取的超额报酬，从而增加劳动者、管理者、技术者的收入，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三口之家，每人每月收入在2777.8元-13888.9元之间，就属于中等收入群体。

当然，除了用各种方法提高传统消费需求之外，更重要的是抓住消费升级的方向创造新需求。除了服务业消费，预计中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020年同比增速约-4%左右。按照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2019年1月曾给出中等收入群体测算标准：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-50万元之间则为中等收入群体。最后，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一般原理出发，任何形式的利息都是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一部分。

考虑到资本市场的投资主体扩大，资本市场的繁荣也是提高居民收入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现实途径。在追求高品质生活的新时期，如何用研发、设计、品牌、消费场景、生活方式的创新来创造新需求，既让老树开新花，也让新树发新芽，无论对于宏观政策决策，还是对于企业创新转型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要看到去年三季度中国社会秩序已经恢复、而消费并没有如期恢复到正常状况背后的深层次原因，只有从居民收入增速长期持续放缓、居民收入差距扩大、储蓄率上升、消费率下降等深层次原因入手，才能真正找到激发中国消费潜力的药方。去年7月实施的海南离岛免税新政带来了销售额的大增。

（作者滕泰为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，朱长征为万博研究院研究员） 进入 滕泰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扩大内需 。图4. 促成社会收入结构的转变 数据来源：WIND、万博新经济研究院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并不是限制高收入，而是要把更多的中低收入者变成中等收入者，假设到2035年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总数达到7亿人，占比达到50%，形成橄榄型收入分布结构，不仅是形成内循环为主体的稳定增长动力结构，更有利于形成更稳定的社会结构。在乔布斯创造苹果手机之前，世界对它的需求是零——新供给创造新需求，才能带来新的经济增长。创造新需求：让老树开新花，让新树发新芽 激发消费潜力、扩大内需要点燃的第三把火是创造新需求，既让老树开新花，也让新树发新芽。疫情冲击后，全球各国、中国各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大幅下降，在这样的背景下保持不降息，是不符合社会平均利润率一般规律的。购物人数522.2万人次，同比增长30%。

从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出发，通过降息以降低储蓄率、提高消费率应该是应有之义。从全球金融市场来看，面对疫情冲击，在全球普遍大幅降息的背景下，中国独自保持较高利率不仅使本国企业承担了较多的成本，同时也会造成国际热钱和套利资本的不合理流动，影响中国的金融稳定。

考虑到海外疫情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抑制，这类消费回流仍将持续。除了技术和产品创新，有时候生活方式和消费场景的创新也会创造出巨大的新消费需求。

然而，2020年，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预计为负。二是扩大就业、深化改革，争取每年新增2000万中等收入群体。

2019年消费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占比额为57.8%，这虽然是一个正常年份的消费占比，但远远低于成熟市场经济。毫无疑问，中等收入群体人口的最直接增长动力来自于扩大就业，每年超过1000万的新增就业人口大部分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，是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构成部分。让低收入者向上流动，让中等收入者不掉队，扩大就业是最有效、最普惠的提高收入水平途径。如果按去年美元平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，则为年收入2.5万-25万元人民币，月收入2100元人民币就算中等收入群体。

比如，新能源汽车方面的新供给正在成为创造新需求的增长点。在疫情前，近几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实际已呈持续下滑状态，自2012年的10.6%下降到2015年的7.4%及2019年的5.8%。

图1.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与GDP增速  数据来源：WIND、万博新经济研究院 在总体收入增长放缓的前提下，居民收入的结构性不平衡进一步降低了全社会的消费水平。为了推动扩大就业，政府可加大对传统产业转岗群体、新进城群体的培训和就业指导，让他们尽快在新产业中找到岗位，早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。

照此标准计算，2017年，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4亿人，占我国人口总数的比例只有30%。粗略统计，去年海南离岛免税销售272.1亿元人民币，同比增长102%。

有学者认为当前消费疲弱的直接结构原因，主要还是疫情影响下的餐饮、旅游、航空、酒店、影院、会展等仍然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，因而只要疫情受控，消费就会自然复苏。增加居民收入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，还要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，确保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，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，形成更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。应该正视全社会平均利润率大幅下降的现实，相应调低利息率。再比如，信息化手段在新零售领域的应用也可以激发巨大的潜力。

图2.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加权利率：7天 数据来源：WIND、万博新经济研究院 图3.国债到期收益率 数据来源：WIND、万博新经济研究院 从消费和储蓄的关系看，在给定居民收入的前提下，如果要扩大消费，就要降低储蓄率。2021年激发消费潜力、扩大内需，要点燃三把火：一是正视社会平均利润率下降的现实，尽快下调利率以降低储蓄率、提高消费率。

造成消费疲弱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居民储蓄倾向提高，进而造成边际消费倾向降低。这将是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出现消费负增长。

正是在上述错误认识下，造成我们在疫情严重冲击下的救助资源大部分流到投资端，而对居民的救济、补助等转移收入总量较少、占比偏低。与欧美国家直接向个人和企业发放现金补贴不同，中国的抗疫措施更偏向供给端的恢复和稳投资，在货币政策方面虽然前四个月有比较明显的宽松和真实利率的下行，但是在2020年5月份以后短期利率、长期利率都就开始逐步上行。